姜临摸出一根烟点上。
烟雾在清晨的薄雾里散开，又被风吹散。
这塑料袋里装的东西，是个炸弹。
炸弹能炸死别人，也能炸死自己。
这世界上最难的事，不是找到炸弹，而是怎么把炸弹扔出去。
姜临在车头上坐了足足半个小时，直到天边泛起了红霞。
县城是个讲规矩的地方。
哪怕规矩烂了，你在这个圈子里，也得顺着烂规矩的纹理去切，不然刀就得卷刃。
姜临拿出手机，拨通了老爹姜百川的电话。
电话那头，姜百川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一夜没睡，透着干涩：“小临，在哪？”
“在城南的工地上。”
姜临弹了弹烟灰，“爸，东西我拿到了。高建平的账本。里面记着水岸香堤这几年所有的烂账，还有赵天龙给市里李市长他们送钱的明细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。
许久之后。
“你别动。”
“就在车上等着。哪里也别去。我这就联系张书记。”
“好。”
姜临干脆地挂了电话。
姜临就在车上坐着。
太阳升起来了，照在荒草丛生的水岸香堤烂尾楼上，有一种说不出的讽刺。
这些钢筋水泥的架子，吸干了多少老百姓的血，又喂肥了多少只硕鼠。
一个小时后，姜百川的电话打过来了。
“小临，来县委大院。我带你去见张书记。”
姜临踩灭了烟头，把那个黑色塑料袋塞进副驾驶的储物箱里，发动了汽车。
县委大院依然是封闭的，门口停着市纪委的考斯特。
但门卫没有拦姜临的车。
姜临轻车熟路地上到了三楼。
副县长办公室的封条已经被撕了。
姜百川站在门口等他，脸色依然凝重，但眼里多了几分底气。
“东西带来了？”
姜临拍了拍手里的帆布包。
“走，去张书记办公室。”
县委书记的办公室在走廊的最里面。
推开门，里面烟雾缭绕。
张远山坐在办公桌后面，眼里布满了血丝。
这几天，这位空降的县委书记，日子过得比谁都煎熬。
他是在悬崖边上走钢丝，走错一步，就是万劫不复。
看到姜百川和姜临进来，张远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
姜临走上前，把帆布包放在办公桌上，拉开拉链，拿出那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塑料袋。
塑料袋解开，里面是一本泛黄的牛皮纸硬抄本，还有一叠银行转账凭证的复印件。
张远山没有立刻去拿。
他看了看姜临，又看了看姜百川。
“百川啊，你生了个好儿子。”
张远山叹了口气，“这归安县的盖子，捂了二十年。谁来掀，谁断手。我是真没想到，最后是小临把这根针给拔出来了。”
张远山拿起那本硬抄本，随便翻了两页。
他的手微微抖了一下。
账本上的字迹歪歪扭扭，但每一笔账目、每一个名字、每一个数字，都是一把带血的刀。
“张书记，这东西，是个烫手山芋。”
姜临平静地说，“市纪委的人还在。这账本要是直接交上去，恐怕出不了这栋楼。”
张远山合上账本，把它重新装回塑料袋里。
他从办公桌后走出来，坐到沙发上，指了指对面的位置：“坐。”
姜临和姜百川坐下。
张远山亲自给他们倒了两杯茶。
“小临，你觉得，这归安县的事情，怎么解决才是最好的？”
张远山看着姜临，眼神深邃。
这不是在问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，而是在问一个真正能左右局势的棋手。
姜临端起茶杯，没喝。
“快刀斩乱麻，斩的是赵天龙，至于再往上……”
姜临没说完。
张远山点了点头，似乎对姜临的回答很满意。
“这世界上的事情啊，不是非黑即白的。”
张远山靠在沙发背上，像是在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在教导姜临，“咱们拔萝卜，是为了吃萝卜，不是为了把地翻个底朝天。萝卜拔出来了，泥带得太多，这地以后就没法种了。”
张远山的话，透着官场上独有的圆滑与无奈。
“赵天龙是归安县的毒瘤，水岸香堤是归安县的烂疮。只要赵天龙倒了，烂疮治好了，老百姓就能过安生日子。”
张远山指了指那个塑料袋，“这个东西，是个好东西。但好东西不能随便亮出来。亮出来了，就是要拼命。不亮出来，捏在手里，那叫筹码。”
如果是那些刚出校园、满腔热血的年轻人，听到这话可能会拍桌子，会觉得这是妥协，是同流合污。
但姜临不是。
姜临在上海开过公司，破过产，他见过人吃人，也见过权力的齿轮是怎么咬合的。
李市长在市里根深蒂固，就算有这个账本，张远山一个县委书记想把一个常务副市长拉下马，那也是天方夜谭。
李市长有一万种方法让这个账本变成一张废纸，甚至反咬张远山一口。
把筹码当成核武器，永远只停留在威慑阶段，换取最大的利益，这才是成熟的政治。
姜临看了父亲一眼。
姜百川微微点了点头，他也是这个意思。
“张书记。”
姜临把茶杯放下，“我只是个开茶舍的。这账本是高建平放在我这儿抵茶钱的。现在茶钱付清了，这东西是您的了。怎么用，您说了算。”
张远山看着姜临，眼里的赞赏更浓了。
“进退有度。百川啊，你这个儿子，以后比你强。”
张远山笑了。
这是这几天来，张远山第一次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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