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三四年九月，波兰南部，扎布诺村附近。
洪水退去后的第一个月，重建工作在各方的支援下迅速展开。
德国的无息贷款到位了，苏联的卡车和工程队开进了灾区，波兰共产党更是动员了全国的力量，修堤坝、盖房子、清淤泥、种冬小麦。
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，但有些东西也开始借着重建的机会露头了。
距离扎布诺村不到十公里的一个镇上，一栋不起眼的二层小楼。楼里坐着七八个人，围在一张长桌前。
坐在首位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，他叫瓦迪斯瓦夫·科莫罗夫斯基，战前是民族民主党的地方干部，波兰第二共和国时期当过一届议员。
政变后他跑得快，躲到了乡下，用假名字活了两年。
洪水来了之后，他觉得机会也来了。
“先生们，”科莫罗夫斯基的声音压得很低，
“洪水是天灾，但共产党把天灾变成了人祸。老百姓的房子倒了，地淹了，粮食没了。
共产党在干什么？他们在修堤坝，在发救济粮，在组织重建。这也是我们发展壮大的机会！”
“那我们要做什么呢？”坐在他对面的马切伊·杜布罗夫斯基问道。
“我们要让老百姓知道，这场洪水是上帝降下的惩罚。”科莫罗夫斯基的声音不高，
“波兰人民是天主教徒。共产党是无神论者。共产党执政，上帝发怒，降下洪水。这个逻辑，老百姓听得懂。”
杜布罗夫斯基推了推眼镜。
“但这个逻辑有一个漏洞。德国和苏联也派了人来救灾。德国是无神论国家，苏联也是。如果上帝要惩罚无神论者，为什么不直接劈死韦格纳和斯大林？为什么要淹波兰的老百姓？”
“泥腿子们可不会想那么深。”科莫罗夫斯基点了一支烟，吸了一口，
“他们只会看到的是——共产党上台之后，教堂关了，神父被抓了，宗教课取消了。
然后洪水来了。一加一等于二。他们不需要逻辑，只需要因果。”
“那德国人和苏联人呢？老百姓也看到了他们的卡车和帐篷。”
“德国人和苏联人是共产党的同伙。同伙也是无神论者，一样该受惩罚。
但上帝惩罚的是波兰，因为波兰人背叛了信仰，引狼入室。”科莫罗夫斯基弹了弹烟灰。
“这个说法，我已经试过了，在一些农民的心里还是很有市场的。”
杜布罗夫斯基沉默了几秒钟。
“那原先教堂神父那边都联系上了吗？”
“联系上了。克拉科夫教区有几个神父愿意帮忙。他们不直接出面，但可以提供掩护、提供场所、提供信徒名单。老百姓信他们，神父说一句话，比我们说一百句管用。”
“安全吗？”
“不安全。但值得。”科莫罗夫斯基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。
“共产党现在忙着救灾，顾不上我们。等他们忙完了，就该回头来收拾我们了。
所以，我们要趁现在这个窗口期，把种子撒下去。”
“杜布罗夫斯基，明天你去一趟扎布诺村。那个村的党支部书记被洪水冲走了，新书记还没到任，现在是个权力真空期。
村里的人对共产党的感情最深，你到那里要做的，不是跟他们对着干，是顺着他们的感情走。”
“顺着他们的感情走？”
“对。你先说马祖尔同志是个好人，是个圣人。
然后说，这样的好人被洪水冲走了，是上帝在发怒。
上帝不是冲着马祖尔同志来的，是冲着他背后的共产党来的。
共产党不信上帝，所以上帝降下惩罚。
马祖尔同志是被连累的。老百姓听了，不会骂马祖尔，会骂共产党。因为马祖尔是他们的自己人，共产党是外来的。”
杜布罗夫斯基想了很久，然后点了点头。
第二天，扎布诺村。
杜布罗夫斯基换了一身旧衣服，头发也弄乱了一些，看起来像个普通的庄稼汉。
他背着一个布包，包里装着几本小册子和一沓传单。传单上印的是圣母玛利亚的画像，下面是几行字：“洪水是天主的警告。回头吧，波兰人民！”
村口的大橡树还在。洪水淹过它的大半截，树冠保住了，但树干上留下了一道黄褐色的水痕。
几个村民正坐在树下，抽着烟聊天。
杜布罗夫斯基走过去，在人们旁边蹲下来，从包里掏出烟，递了一圈。
“先生，我是从克拉科夫来的。路过这里，歇歇脚。”
“这场水，真大啊。”杜布罗夫斯基自己也点了一支烟，吸了一口，缓缓吐出。
“我活了三十多年，没见过这么大的水。”
“谁见过呢？”一个老头开口了。他叫维特克，就是马祖尔救的那个老人。
“我今年六十七了，没见过这么大的水。”
“大爷，您说，这水是怎么来的？”
维特克看了他一眼。“天上下雨，地上涨水。还能是怎么来的？”
“天上下雨，地上涨水，这是自然。但为什么偏偏今年下这么大的雨？为什么偏偏我们波兰下？为什么偏偏共产党上台之后就下？”
杜布罗夫斯基的语气不急不慢，像是在拉家常。
维特克皱了皱眉。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“我没什么意思。我就是想不明白。”杜布罗夫斯基把烟头弹出去，烟头落在泥地里，嗤的一声灭了。“大爷，您信天主吗？”
维特克沉默了一会儿。“信。我信了一辈子了。”
“那您觉得，天主为什么要降这场洪水？”
维特克旁边的另一个老头斯坦尼斯瓦夫接过了话头。
“我听原先的神父说了，这是天主的惩罚。共产党不信天主，关教堂，抓神父。天主发怒了，就降下洪水。”
杜布罗夫斯基看了斯坦尼斯瓦夫一眼。“神父什么时候说的？”
“前几天。神父从克拉科夫那边托人带了口信过来。”
维特克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了一句让杜布罗夫斯基没想到的话。
“马祖尔同志不信天主。但他是个好人。”
杜布罗夫斯基心里咯噔了一下，
“马祖尔同志确实是好人。”他说。“但大爷，您想过没有，马祖尔同志为什么被水冲走了？”
维特克看着他。
“他不是被水冲走的。他是替共产党还债的。共产党不信天主，天主发怒，要惩罚共产党。但共产党的人太多了，天主找不到正主，就把怒火降在了马祖尔同志身上。马祖尔同志是替共产党死的。”
维特克的手开始发抖。
“你胡说。”
“大爷，我没有胡说。您想想，马祖尔同志在村里干了四年，修水渠、办夜校、建合作社。哪一件不是好事？但他是共产党。共产党不信天主。一个不信天主的人，做再多好事，在天主眼里也是罪人。”
维特克站起来，拄着拐杖，身体在发抖。他看着杜布罗夫斯基，嘴唇动了几下，想说什么，但什么都没有说出来。然后他转过身，一瘸一拐地走了。
杜布罗夫斯基看着他的背影，嘴角微微翘了一下。
他知道，维特克没有反驳他。不是不想反驳，是村民们的认知和受教育水平反驳不了。
旁边那个叫斯坦尼斯瓦夫的老头还在抽烟，
“你说得对。”斯坦尼斯瓦夫忽然开口了。“共产党不信天主。天主发怒了。洪水是天主的惩罚。”
杜布罗夫斯基看着他。“大爷，您信吗？”
“我当然信。”斯坦尼斯瓦夫把烟头扔在地上，用鞋底碾灭。
“我信了一辈子天主。共产党来了，教堂关了，神父抓了。我不识字，不懂什么马克思主义。我只知道，没有天主，心里不踏实。”
杜布罗夫斯基从包里拿出一张传单，递给他。
“大爷，这上面有圣母像。您拿回去，贴在屋里。天主会保佑您的。”
斯坦尼斯瓦夫接过传单，看了一眼，揣进了怀里。
晚上，维特克家里。
“你今天怎么了？”老伴问维特克。“从村口回来就不说话。”
维特克没有回答。
“是不是又有人来嚼舌头了？”
维特克抬起头，看着老伴。
“你说，马祖尔同志真的是好人吗？”
老伴愣了一下。“你这是什么话？马祖尔同志当然是好人。他帮我们修水渠，帮我们办合作社，帮我们——”
“他不信天主。”
老伴的手停了一下，然后继续纳鞋底。
“不信天主怎么了？”
“不信天主的人，做再多好事，在天主眼里也是罪人。”
老伴放下手里的鞋底，看着维特克。
“谁跟你说的？”
“村口那个人。”
“那个人是干什么的？”
“不知道。从克拉科夫来的。”
老伴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站起来，走到维特克面前，蹲下来，看着他的眼睛。
“老头子，我跟了你快五十年了。你信天主，我跟着你信。你不信，我跟着你不信。但有一件事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——马祖尔同志是好人。他救了你的命。没有他，你现在已经泡在维斯瓦河里了。”
维特克低下头，看着那碗已经凉透了的粥。
“天主为什么要降洪水？”他的声音很低，像是在跟自己说话。“我们做错了什么？”
老伴伸出手，握住了他的手。
“我不知道天主为什么要降洪水。但我知道，马祖尔同志为什么要跳进洪水里。不是为了天主，是为了你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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